空間、制度、文化與歷史敘述
李東 許鐵鋮 2007-05-27 12: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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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文視野下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
【摘要】本文對聚落與民居近年研究成果及方法作出評論；基于當代人文學科領域的學術發(fā)展、學術批評與學術反思，對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作出更新研究方法與視角的嘗試，使研究從以往的“主流”文化觀轉入后現(xiàn)代性闡釋，在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上，從宏觀體系的架構轉向微觀的空間構成制度與人的社會生活的對應關系的分析與研究上，縮小敘事空間，使同一層次的研究文本呈現(xiàn)多樣化與復數(shù)性。
【關鍵詞】傳統(tǒng)聚落 民居建筑 空間 制度 文化
Abstract: Paper discussed the accomplishment and ways of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nd vernacular dwellings.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criticism and introspection in the areas of liberal arts, the paper studies how to research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nd vernacular dwellings on the new viewpoint.
Key Words: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Vernacular dwellings, Space, Institution, Culture
一、引論
本文所敘述的，是關于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的文本。在這里，主要是想結合人文學科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到一個我們所熟悉的研究領域，建構一種批判性的學術研究。這項研究得益于近年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發(fā)展、學術批評與學術反思，力圖通過研究方法與視角的更新來建構一種新的學術研究風格，使我們的研究目光不僅僅停留在對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的靜態(tài)觀察與分析上，而是在其中“復原”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使我們的研究從“主流”文化觀[1] 轉入后現(xiàn)代性闡釋[2]，看我們究竟能從中收獲什么。
1. 經(jīng)驗與反思——對聚落與民居研究現(xiàn)狀的評論
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發(fā)軔于上個世紀50年代[3]，在20世紀的后20年，形成一個相對的高潮，不僅在所有的古典建筑研究典籍中占一定的篇幅，而且涌現(xiàn)出大量的民居建筑研究專題著述。國內也有專門的民居學術會議定期召開，會議上總有幾十篇專門的論文進行宣讀。這樣熱烈的研究場面是學術上的幸事，這一方面反映了隨著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實物的快速消失，研究的緊迫性，一方面反映了社會需求的功利性（旅游開發(fā)、影視制作等的需要）。如果對這些研究作一個整體的觀照的話，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方法論上潛在的一致性：即靜態(tài)的視點。所謂“靜態(tài)的視點”，是指這些研究潛在地強調對研究對象的即時性的狀態(tài)觀察，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種分析，如形式、比例、技術、美學等等。（需要作一點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靜態(tài)的視點”，是指方法論上的，而非指方法上的，在方法上，觀察傳統(tǒng)聚落街巷空間，進行形式及美學分析時，常運用“步移景異”的分析方法，但這種動態(tài)的觀察不是方法論上的動態(tài)觀察。）
這種靜態(tài)的視點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是聚落與民居研究的基礎，這也是最近二十余年聚落與民居研究成果中最豐碩的部分。在以下方面的列舉中，如聚落形態(tài)、民居形制、民居分類、民居建筑空間構成、民居結構與構造、民居建筑美學等，我們均可以發(fā)現(xiàn)詳實的調研資料與豐富的著述。雖然以中國之大，民居類型之多，全面調研難度之大，目前基礎調研工作之未能窮盡其詳為理由，我們仍不能否認這種潛在的靜態(tài)研究視點所作出的學術貢獻——它靜態(tài)而真實地呈現(xiàn)了聚落與民居的即時性文化狀態(tài)，如果說建筑史的研究是關于逝去的建筑文化研究的話，那么這種研究的學術貢獻即是對聚落與民居建筑文化的某一時間點的狀態(tài)研究，它選取的是一個切面。在這樣的研究中，聚落與民居建筑文化研究的各個層面——物質層（人工構筑物、人工自然）、心物層（構筑技術、構筑制度、構筑語言、構筑藝術等）以及心理層（構筑思想、構筑觀念、構筑藝術），呈現(xiàn)的是一個停滯的均質性體系，反映的是一個靜止的畫面，從其本質上說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照相式”的研究方法。
這種研究方法使20世紀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研究呈現(xiàn)出一個特點——普及性。正如上文所說，這種研究方法已經(jīng)產生出許多調研資料和豐富的著述，一是因為這種研究方法的易于掌握，二是因為中國民居類型的豐富。這種研究狀況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它與20世紀中國整體的學術背景密切相關。近百年來，中國學術界一直在共同關注作為獨特體系的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差異性[4]，力圖使中國文化形成在語法體系上與西方文化相近，在內容上可與之抗衡的一整套學術文本，建筑歷史研究領域也不例外。單看民居研究，我們就可以看出它要形成一個中國范圍內民居研究系統(tǒng)的學術動力與傾向，而且確實出現(xiàn)了一些著述，非常系統(tǒng)地涵蓋了中國各地民居類型研究（例如孫大章先生的著作《中國民居研究》）。在這些成果取得并且可以預料還有相似性的成果將不斷涌現(xiàn)并日益完善這一學術框架和體系時，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一學術框架和體系并不是十分完美，它的缺憾正在于它的研究方法。在它的研究方法中，無法獲得聚落主體（即人）的社會生活與空間的對應關系，它更多地強調了研究對象的“器物層”的一面，而忽略了作為空間主體的人的個人生活。如果說在對于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研究中，陵墓、壇廟等類型的建筑尚可以部分地忽略建筑與人的關系的話，那么民居這一類型則是最不應該忽略的一個研究類別。說得簡明而通俗一些，即是民居研究不能只研究“居”，而忽略“民”，忽略則不完整。
2. 當代學術研究的價值轉向對民居研究的啟示
中國的學術研究狀況一向與社會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緊密相關。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后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從前期左傾的激進轉變?yōu)榇撕笥覂A的自由與開放。在1976年之前，普遍關注的是表達民族、國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題，而此后，則逐步轉向對地方文化與現(xiàn)實世界的關注，這是一個從“大敘事”轉向“小敘事”的過程。其實這一轉向并非是中國孤立的文化現(xiàn)象，它與20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內對現(xiàn)代主義的質疑與詰難是分不開的。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學術研究的共性是追求科學性與真理性，以真實、理性、認同、客觀性、進步、單一理論框架為價值觀，力圖建立一整套的科學的“共識法則”。而70年代以降，在西方哲學界，以后現(xiàn)代主義為代表的哲學思潮不斷向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主義價值觀發(fā)出責問和挑戰(zhàn)，影響所及，遍及哲學、文學、文藝批評、建筑和服裝等領域�？陀^性、惟一性、真理性的價值觀被撼動，宏大的敘述結構被懷疑，學術研究開始更多地注重微觀的、日常生活的“小敘事”。
在建筑學領域，上述學術研究價值觀的轉向也同樣存在。在建筑設計領域，無須贅言，人所共知，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主義都曾經(jīng)喧囂一時或者現(xiàn)在依然發(fā)揮著它們的影響。而在建筑歷史研究領域，正如歷史學科領域，新思路的影響還沒有發(fā)揮明顯的作用�？梢园l(fā)現(xiàn)大部分的文本仍在以建筑的“器物層”為研究重點，當然這是建筑歷史研究的基礎，無可厚非，但當我們的目光轉向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國城市建設史等學科領域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此類文本的寫作與中國歷史的寫作非常相似，體例上均采用以朝代更迭為基礎的政治性寫作框架，對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描述貫穿始終。這種學術研究的特點，出自于它力圖建構一個完善的、理性的、整體性的學科框架，由于這樣的寫作雄心，這類文本的寫作在對象與材料上是有所取舍的：在中國建筑史的寫作中，宮殿、壇廟、陵墓、園林是作為首選的，而民居則是末節(jié)；而對民居的研究文字中，民居的建筑本體為研究的首選，而居于其中的人與建筑空間的關系則是末節(jié)。這樣的取舍，分明說明以往關于民居的研究也一直是在努力建構一種宏大客觀的學術體系，而把主觀的人的層面幾乎完全忽略掉了。
從西方當代人文科學研究領域的方法轉向，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正如在文章第一段中所說的，通過方法與視角的更新，在聚落與民居的研究中“復原”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在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上，從宏觀體系的架構轉向微觀的空間構成制度與人的社會生活的對應關系的分析與研究上；縮小敘事空間，使同一層次的研究文本呈現(xiàn)多樣化與復數(shù)性。
二、歷史的場景——回溯聚落的起源
1. 聚居與聚落
人類在絕大多數(shù)場合下是聚而居之的，從原始時代的樹巢土穴到后來的村鎮(zhèn)和城市，我們都可以看到聚居的存在和重要性。聚居的生成源于人的聚集，社會心理學認為群集是人的本能之一。對于孤獨的天生的恐懼，對大自然無可預想的惡劣條件的避讓，對共同獲取食物抵御饑餓與嚴寒的渴望，對生存的溫暖與群體安定的期待，種種主觀與客觀的要求決定人類的聚群而居。人類聚群而居遂成聚落。聚落是在一定地域內，由特定人群發(fā)生的社會活動、社會關系以及生活方式，并且由共同成員的人群所組成的相對獨立的地域社會。聚落的品格往往取決于構成其“邊界”和中心的要素，以及構成聚落的各種其他要素的聚集方式。
2. 傳統(tǒng)聚落形態(tài)的生成
從整個人類聚居發(fā)展史來看，聚落形態(tài)與人類的各個發(fā)展階段以及人類政治、經(jīng)濟的成熟度有密切的關系。在成熟而穩(wěn)定的社會形態(tài)中，聚落的建成在短時間內可直接反映出聚落營建的種種關聯(lián)性要素，如秩序感、權力的布控系統(tǒng)、集體的紀念與精神空間、共同防御功能等等。目前我們可以獲取的研究實例也全部屬于這種類型，從這些實例中雖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對于每一因素在歷史的原初狀態(tài)究竟是怎樣先后發(fā)生作用的仍未可知。所以在此選取了一個較早期的原始聚落，用它的簡單的但已表現(xiàn)出諸因素影響發(fā)生的空間形態(tài)來說明問題，看早期的人類聚落其空間圖式的構成淵源。
在此選取一個考古案例：陜西臨潼姜寨遺址（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500年）（圖 1）。從考古發(fā)掘來看，遺址已初步反映出空間與文化、權力以及制度之間隱含的關系，雖然這關系還不具有強烈的指向性與必然性，但正是這種萌芽狀態(tài)的初始關聯(lián)使我們更能看清事物漸進的歷程。雖然相同的素材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分析考證，并且可以得出不同方向的答案，但是本文還是更傾向于選取一種貼近考古學視角的審讀，以給分析奠定一個更加堅實的立論基礎。從聚落遺址看：（1）聚落內部出現(xiàn)以居住區(qū)為中心的初步分區(qū)，居住區(qū)呈圓形向心布局。100座房屋分成5個群落，各以公共的“大房子”為中心，5個住居群落又圍成一個約1400平方米的大廣場，各群房屋的門均朝向中央廣場。這種布局反映了初始的樸素的宇宙觀，已經(jīng)具有明顯的秩序性與向心感�！按蠓孔印钡某霈F(xiàn)意味著社會組織與等級秩序已開始出現(xiàn)。（2）居住區(qū)周圍有壕溝環(huán)繞，公共墓地與窯廠設在壕溝以外。通向墓地的道路上，聚落的壕溝特意留出通口和寨門。這說明人們與墓地之間的往來是經(jīng)常的、親切的。芒福德認為：“對于死去同類的敬重心理，大約比實際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要尋求一個固定的會聚地點，并最終促使他們形成了連續(xù)性的聚落�！盵5] 從整體上看，姜寨遺址選址適當，結構清晰，已表現(xiàn)出樸素的規(guī)劃觀�！霸季勐渌哂械哪坌浴⒅刃蚋�、防御性以及與自然的統(tǒng)一性等，后來都流傳給了城市，其中壕溝、‘大房子’等也以各自的方式成為城市的構成要素�！盵6]
3. 傳統(tǒng)聚落形態(tài)的演進
聚落的演進一方面與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狀況相關，一方面也與人類社會形態(tài)的更替有很大的關系。本文無意于廓清聚落形態(tài)明顯區(qū)別于以往，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聚落出現(xiàn)的時間與歷史進程的對應關系，但是我們應當大致理清聚落形態(tài)的發(fā)展歷程。從最初的原始聚落到中心聚落，再到早期城市，聚落的演進與發(fā)展始終與人類的經(jīng)濟活動、權利的支配系統(tǒng)、文化的期望集[7] 有關。
原始聚落由于它們的交通資源、地理位置、易達程度、經(jīng)濟狀況的不同，逐漸產生經(jīng)濟重要程度的分化。如依據(jù)美國漢學家施堅雅的經(jīng)濟空間模型來分析，傳統(tǒng)中國的所有核心地點都可以依據(jù)經(jīng)濟功能界定的分立級序來排比。這種級序的理想狀態(tài)是，高層的地點在一個較大的體系內容納一系列低層的地點，并為后者提供當?shù)責o法提供的物品和服務。模型中所說的高層的地點就是指各級別的中心聚落，中心聚落的經(jīng)濟重要性，再疊合權力支配系統(tǒng)（各級層的權力網(wǎng)絡）共同形成中心聚落的宗法血緣政治中心的地位。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各諸侯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筑城運動，并最終形成了完全意義上的城市，反映在聚落形態(tài)上就是：城與郭相連、城與市聚合、城與鄉(xiāng)的分野。賀業(yè)鉅先生認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中國的城市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1）“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守民”的造城運動突破了以往的聚居等級制度，聚落中居者的社會結構覆蓋了經(jīng)濟地位相差甚遠的各等級階層，使城市社會生活的多樣化成為可能，從而為建筑類型的多樣化創(chuàng)造了條件。（2）貿易的“市”融入城中，成為一個單獨的功能區(qū)。（3）聚落地位產生了更大的分野，中心聚落地位得到強化，城鄉(xiāng)關系形成。這一時期聚落的發(fā)展為此后的城市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性的作用，這一時期的規(guī)劃理論著作也成為后世營城的摹本。此后聚落的演進進入"城市發(fā)展"階段。
對早期聚落的形成與演進的探討，是為了從已經(jīng)成熟的聚落形態(tài)中發(fā)現(xiàn)其各種型制所以起源的動因與軌跡，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從已經(jīng)充分了解的那些城市建筑和城市功能開始，一直回溯到其最早的形態(tài)”，這也是一種研究的方法。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層面
1. 他者的目光——可以借鑒的方法
“房屋就是世界”，這是人類學家的觀點，意思是說，在很漫長的歷史中，人是通過營造自己的住處來營造社會和世界觀的。以中國傳統(tǒng)民居為例，人們建屋和造房時要相地擇址，講究風水，居住時要依據(jù)輩分和禮數(shù)安排起居空間。房屋被看成是“里”，外面的世界被視為“外”�！袄锿庥袆e”這一概念在家庭內部是指男女之別，擴大到家庭外部是指家與社會之別，再延伸可指“華夷之別”。以此社會邏輯，還可以理解古代城池與政治性建筑，使我們看到建筑與權力的世界觀之間的密切關系。
上面的分析思路是社會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人類所有的創(chuàng)造物——產品、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社會關系等，建筑當然也在其研究范圍之內。人類學的方法進入建筑研究領域已有多年的歷史，同濟大學常青教授就曾著文論述“建筑人類學”。人類學的方法非常注重田野調查，而且是常年的周期性的深入調查,強調獲取客觀的第一手資料。簡單說，就是一支筆、一本筆記本、一部照相機或攝影機。在實地調查中，把握當?shù)啬甓戎芷谥猩鐣畹幕具^程，與當?shù)厝诵纬擅芮械年P系，參與他們的家庭和社會活動，從中了解他們的社會關系、交換活動、地方政治和宗教儀式。在調查的過程中，洞察出人類生活中“暗含的意義”，使自己能夠在當?shù)啬欠N遙遠而陌生的地方能敏感地觀察各種文化中的生活方式及其暗含意義的重要性。田野調查之后，方是思考所得的專著或文字記錄。在人類學的方法中，非常強調要從被研究者的觀點出發(fā)來理解他們的文化，而且拒絕用我們自己的范疇將被研究的文化切割成零星的碎片，也就是把研究者的目光改換為當?shù)乇谎芯繉ο蟮哪抗�，來看待他們自己的生活，人類學方法上稱之為“他者的目光”。這種研究視角的切換可以使我們建筑研究領域的研究轉向更注重當?shù)匦�、獨特性，注重單一文化類型框架下地方文化的復�?shù)性、多樣性，注重不同調查地點之間的細微差別。
除此之外，還有歷史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借鑒與方法論上的拓展。方法的改變可以帶來研究成果的更新，這也是本文能夠借助于當代學術研究的價值轉向來建立一種新的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思路的根本原因。
2. 空間、制度、文化與歷史敘述
在傳統(tǒng)聚落的調查中，部族以外的人之所以能夠從視覺上認識聚落空間，是因為在空間構成的圖解里可以看到幾何學的秩序。聚落作為居住共同體，依靠制度得以存續(xù)。制度作為體系滲透到聚落空間當中�！罢且驗樵擉w系有效地發(fā)揮作用，所以聚落才得以持續(xù)至今。聚落決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可能是預定協(xié)調的誘導而出現(xiàn)的。在聚落共同體內部有社會制度，在家族里有家族制度。它們作為社會的體系而成立，通過有效地發(fā)揮作用防止外敵的侵入，并且防患內部的瓦解。”[8] 如此，經(jīng)過常年的歲月積累所形成的制度，在聚落景觀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幾何學構圖，我們稱之為聚落的空間構成圖式。
聚落的形成，首先是選址，其次是如何使聚落內部“秩序化”的問題，以及決斷內部的等級制度如何設定的問題。最后考慮的是聚落的全體構成以及單體建筑的形態(tài)要表象什么這個“符號化”的問題。雖然聚落的空間構成圖式經(jīng)過上述三個過程而得已完成，但每一個階段的構思方法都有許多種，這種構思方法的多樣性產生了聚落形態(tài)的多樣性，從而產生了世界上如此豐富多變的聚落空間。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式的制度”，在一般意義上，就是說由國家，由一個專門的政權，來代表一種“官方的解釋”，來對制度提出一種官方的認可或者推行的定位。另一種是“非正式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它扮演著很關鍵的角色。例如在傳統(tǒng)聚落中，家族則代表非正式制度的一方。在不同聚落的形成過程中，正式的制度與非正式的制度所發(fā)揮的作用是不同的。美國漢學家施堅雅認為，在中華帝國[9] 的空間結構中，我們可以區(qū)分兩種等級體系，一種是帝國官僚為了區(qū)域行政而設置并調整的區(qū)系，它反映的是“官方中國”的官僚機構，是處于行政地位格局的衙門和品官的世界，是“主流”文化的世界。另一種是由經(jīng)濟交換而成長起來的區(qū)系，反映的是中國社會的自然結構，是非正式的制度以及隱蔽的世界。按照《周禮 考工記》的營國思想（“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jīng)九緯，經(jīng)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保┧鶢I建的城池是官方的、正式制度的產物，體現(xiàn)了帝國的主流文化觀。而遍及鄉(xiāng)野的多數(shù)聚落則更多的體現(xiàn)了非正式制度的要求，因應不同的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形成各不相同的聚落空間格局。
在上文對聚落起源的回溯中，可以看出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歷史的場景，涉及聚落與民居建筑中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這種關于往事的敘述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歷史的敘述。歷史存在于敘述當中，敘述表現(xiàn)歷史。歷史和敘述的關系通常被比喻如下：“一些人告訴另一些人發(fā)生了什么事”。“發(fā)生了什么事”是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物，而“一些人告訴另一些人”則是敘述，是通過語言表象化了的歷史[10] 。之所以如此說，其目的在于指出下文的敘述中，關于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描述，是采用一種盡量客觀的語言，以貼近“發(fā)生了什么事”這一“歷史真相”，而減弱敘述者的主觀感情色彩，以使我們的研究能更符合建筑學領域的研究要求。關于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我們既要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也要知道去怎樣敘述，以及這種敘述所代表的意義。
四、分析問題的若干層面
傳統(tǒng)聚落的空間形態(tài)構成從整體到局部有若干等級層次，針對不同層次，所反映出的制度層面上的意義也存在從國家權力→文化制度→社區(qū)習俗的層次關系。本文從傳統(tǒng)聚落的空間及社會文化的諸多表象中，選取若干截面，以之作為對傳統(tǒng)聚落空間構成圖式分析的切入點，這三個截面依次為：權力系統(tǒng)；秩序與非秩序；領域的性質。
1. 權力系統(tǒng)
1.1 傳統(tǒng)聚落空間的理想圖景
傳統(tǒng)聚落的營造十分重視天、地、人的和諧一致性，并視之為宇宙中秩序、和諧和等級關系的直接反映。漢學論述已表明，傳統(tǒng)聚落營造與古人宇宙觀之間的密切關系，始終貫穿著中國歷史。宇宙觀的空間概念不僅影響著帝國都城的營造，在區(qū)域行政中心的建設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中國古代都城中對稱性、一致性與軸向性特征十分明顯（圖2），聚落空間被想像成由一系列的同軸之方被圓形之天架構而成（外圓內方）的圖景。地形、經(jīng)濟以及文化特征則臣服于理想空間圖式的構架。人們“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清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崩硐氲挠钪鎴D式深深烙印于傳統(tǒng)聚落空間的營造。
1.2 權力系統(tǒng)的象征
中國古代，帝國的官吏習用創(chuàng)立君權的宇宙景觀，風水思想是理想的宇宙圖景。選址與營國的基本法則，大到都城，小到聚落，皆被想像成一幅理想的宇宙景觀，山與水被賦予象征與符號意義，成為國家權力的隱喻。在中華帝國的象征系統(tǒng)中，水是指海與河，具體包括四海（東海、西海、北海、南海）與四河（黃河、長江、洛水和淮河）；山是指五岳、五座圣山。“水”指代傳統(tǒng)中國邊界概念中的兩個重要因素——土地之脈（穴）與作為世界中心的中國疆域�！吧健眲t指連接天與地的橋梁，是天地間的紐帶。因此“江山”（水與山）象征著中國一個政治與儀式的活體，水控制地與人，山則形成控制者與上天（神諭）之間的紐帶，并暗示著其統(tǒng)治合法化。帝國歷代統(tǒng)治者都喜歡去五岳之尊——泰山祭天，以召示天下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
分別代表河與山的四與五兩個數(shù)字還象征著四周與中心，也即“四方圍繞中心”的宇宙觀。在古代都城中帝國寺廟與行政中心的布局常常是“四方圍繞中心”觀念的運用。皇城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帝國寺廟則是官方儀式的進行場所，在儀式的經(jīng)年重復與演習中，國家權力的控制深入每一個角落。
1.3 對不同建筑群落的分析
聚落的建筑群落主要有三種類型：政治性建筑（衙門）、宗教建筑（寺廟）和居住建筑（圖3）。
在帝國的都城北京，城市是完全按照帝國宇宙觀的空間概念而營建的；在帝國的區(qū)域行政中心，這種正統(tǒng)宇宙觀的理想模式的影響也十分明顯。在居住建筑方面，盡管房屋建構的目的與帝國控制沒有太大的關聯(lián)，但房屋結構仍然與帝國宇宙有許多相似之處。
帝國的行政建筑通常非常強調中軸線，周圍附屬建筑圍繞大堂（即衙門），其空間方位關系表現(xiàn)為：北=官方=統(tǒng)治，南=平民=隸屬，東、西=部署=協(xié)從，中=地上之天=皇帝=太極。
寺廟的空間布局與行政建筑十分相似，主要的點都被賦予等級意義�！爸袕d”供奉神像，主神坐北朝南，意味著對儀式臣民的統(tǒng)治（與衙門意味著對百姓的統(tǒng)治一樣）。有時私宅中的天井也在寺廟中保留，通過它神被請到寺廟中。
在民居建筑方面，這種權力系統(tǒng)的象征也得以再度展示，這與都城行政中心與祭祀建筑所形成的權力布局關系相似。中軸線中部或北端（常是堂屋）群置祖宗掛像、設祖祠或神龕，其旁住父母及直系親屬。宅院北半部分是祖祠、神龕、父母及長子之所，傭仆及年幼的家庭成員則居于南半部分。宅院居住情況所展示的權力關系可看作是，北：祖先；南：次、幼子，傭仆；東、西：父母、長子；中：天（天井或院落）。
三種類型的建筑都有墻并都含有如“流水”（房屋排水系統(tǒng)）等的“護城河”象征，墻與溝渠又標劃出了內（政府、神靈居所、家）與外（府縣、社區(qū)、街坊）之間的界限。一座建筑物，其外相當于“星野”和“天”，其內與“封域”相似，其中“廳堂”則類同于中國。中國的“家國同構”觀念在此可以明確體現(xiàn)，這也說明權力系統(tǒng)怎樣整合家族并布控進每一個角落。
2. 秩序與非秩序
美國人類學家Ａ·伍夫（Arthur Wolf ）等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民間文化的信仰內涵，共同指出漢人民間信仰以神、祖先和鬼這三類崇拜對象為軸心，營造出一個象征社會的上層、中層、下層的等級制度，同時把這個制度用來象征民間對于社會關系的分類，以神代表社區(qū)，祖先代表家和家族，鬼代表居于家庭和社區(qū)之外的陌生人。其實在神、祖先和鬼之外，中國古代的民間崇拜對象還包括天。這套民間的崇拜體系與明清理學所倡導的天、地、人的關系邏輯是一致的，它們都源自古代中國的宇宙觀體系。這樣，官方倡導與民間崇拜共同作用構成中國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等級秩序觀念。
日本的原廣司在評價秩序時寫道“所有表現(xiàn)著的事物都是被秩序化的事物，所有的聚落與建筑都已經(jīng)被秩序化�！彪m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聚落均存在秩序，但從聚落空間形態(tài)構成上來看，將之區(qū)分為秩序與非秩序仍有其認識論上的價值。
等級秩序觀念以及經(jīng)濟基礎、地形地貌、民俗禮儀以及自然氣候條件等因子作用于傳統(tǒng)聚落空間形態(tài)，使其呈現(xiàn)出秩序化與非秩序性兩種特征。上述不同因子發(fā)揮作用強度的不同，會使聚落呈現(xiàn)不同程度的秩序性（圖4）。有些聚落，受自然條件（如氣候、地形等因素）影響較大，其自然性的特征非常強烈，“土生土長”，與自然緊密結合，在其中看不出任何政治性因素與權利關系的制約，整體呈現(xiàn)一種與自然高度融合的狀態(tài)。
3. 領域的性質
3.1 邊界的可視與不可視
聚落內部存在著不同性質的邊界，邊界規(guī)定了被其限定的不同領域的不同特點，邊界是秩序的開始。不論我們是否知道領域的意義，有什么行為上的禁忌，它的物理性邊界都是可以認識的。城墻、堡壘、屏障、柵欄、墻壁等是可視的邊界，具有明確的限定性，是防御物理性入侵的邊界。長城是人類修筑的最大的邊界。除此之外，還有不可視邊界。當你走入一座內院或死胡同，常會遲疑卻步，這即是不可視邊界在發(fā)揮作用。不可視邊界是通過可視邊界形成的，是暗含的邊界，是心理意義上的邊界。
3.2 領域的社會構造與空間構造
領域因為具有可視與不可視兩種邊界，因而在空間意義上變得復雜起來。不同性質的領域可以擁有相同的邊界，甚至空間形態(tài)，它們之間的不同主要體現(xiàn)在領域中物的共有性的不同。物的共有性反映了人類意識中的共有關系，人類意識的共有關系才是判斷領域性質的關鍵。人類對故鄉(xiāng)的領域感不會因其實體形態(tài)的消失而消失，只要故地存在，其意識中的共有關系的認定即會令人產生親切感，領域中所發(fā)生的人類行為因此也變成一種共有關系確認后的行為。
再回到領域的邊界這一純粹建筑學問題，對于傳統(tǒng)聚落中的街道空間領域，住宅的表層（即敞廳、敞廊或打開門之后的門樓、門廳或門廊）與街道空間形成互滲。這時，邊界是模糊的，開放性的，街道是國家權利與文化制度的末梢系統(tǒng)，而住宅的表層活動者常是男性，這又一次顯示了國家權力對男性權力的下放，而在住宅院落深處的女性則只有借助男性話語的傳遞來介入社會生活。
五、研究列舉——對傳統(tǒng)聚落的分析與研究
人類的生活與中心相關，聚落是大地視野中人類可達到的中心；聚落中的空間節(jié)點是聚落中的會集中心；公共建筑是聚落組織闡釋的中心；而住宅是個人生活的中心。聚落空間與人的生活的對應關系的研究也包括這四個層次：1、聚落；2、空間節(jié)點；3、公共建筑；4、住宅。[11] 人在聚落中生活，交換物品與思想，城市空間因而是一個相遇的場所，它提供了多樣性接觸的可能。
每一個聚落，它的平面布局、居住建筑與街巷的關系以及聚落中被建筑占據(jù)后所剩下的空間都是不同的。因為社會形態(tài)、經(jīng)濟基礎、地形地貌、民俗禮儀等因素的差異會形成聚居形態(tài)與類型的差異，如果我們在此選取一個聚落作為研究范本的話，那么研究的敘述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文主義的考證，即用產生聚落空間形態(tài)的原因去說明聚落的空間形態(tài)。這樣的研究將顯得既冗長又缺乏說服力。為了直接抓住屬于建筑學領域內的問題，本文采用比較的方法，選取兩組研究案例，進行說明。
1. 不同地域的傳統(tǒng)聚落的比較研究：三峽傳統(tǒng)聚落與中原傳統(tǒng)聚落（圖5）
三峽地域傳統(tǒng)聚落規(guī)模一般較小，因為其小，它的商業(yè)、娛樂與居住功能常常融為一體。聚落的主街一般都具有商業(yè)步行街的使用功能，街道空間與兩旁民居及店鋪空間并沒有明確的功能分區(qū)，商業(yè)活動從街道上延伸到店鋪內，住宅生活也可以延伸到街上。街道兩旁的宅店都有可拆卸的門板，或者有外向的廳堂，覆蓋街道一側的騎樓等，形成十分豐富的街道生活與空間模式（圖6）。在街道上，主體與客體，觀者與表演者，自我克制與自我標榜在不斷交替。街道不僅具有表現(xiàn)性，還是日常生活戲劇的展示窗口。
關于中原傳統(tǒng)聚落的空間形態(tài)，因為以往可以借鑒的研究資料很多，在此不復贅述。下面對于這兩類不同地域的聚落進行比較。
三峽傳統(tǒng)聚落空間構成特點：
·無明顯的居住單元；
·街道具有居住性；
·自然生長式的居住肌理；
·巷道居住與街道居住體現(xiàn)經(jīng)濟性的差異；
·街道、水岸、后院、臨街陽臺提供諸多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交往空間。
中原傳統(tǒng)聚落空間構成特點：
·明顯的居住單元；
·街道基本不具備居住性；
·整齊規(guī)劃的居住肌理；
·巷道居住與街道居住體現(xiàn)權力性的差異；
·院落是主要的個人生活空間,街道及其他公共場所提供不同層次的社會生活空間。
分析：圖中所示為中原傳統(tǒng)聚落局部與三峽地區(qū)傳統(tǒng)聚落，前者體現(xiàn)出極強的秩序性，具有明顯的居住單元，家族聚居圖式是國家權力下放至族權、夫權等的權力構成系統(tǒng)的體現(xiàn)。鄰里交往空間被弱化，街道不具備居住性，顯示出在社會權力構成系統(tǒng)中，等級壁壘森嚴，生活秩序被規(guī)范于嚴格的形式秩序之中。內向院落是主要生活空間，人們活動多限于家族內部。而后者則體現(xiàn)出一定的無序性，它沒有明顯的居住單元，非家族性聚居，基本不體現(xiàn)國家權力。鄰里交往空間包括街道、前廳、臨街陽臺等，社會權力與文化制度尚未在此形成強勢，整體呈現(xiàn)非秩序化傾向。
2. 相同地域不同聚落的比較研究：三峽地域三個不同聚落的比較
重慶臨江門、重慶磁器口、涪陵龍?zhí)秷觯▓D7）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三處聚落各自都有一條主街。而在實地的調研中，則發(fā)現(xiàn)它們的主街功能并不相同。臨江門主街在撤消碼頭后偏重于居住；磁器口舊區(qū)由于碼頭尚未衰落，主街仍保留商業(yè)性；龍?zhí)秷鲇捎谑欠綀A數(shù)十里的集貿中心，主街是商業(yè)性的。如果說街道功能的不同是一種外加的衍生的功能不同的話，那么再來看看這三處地點的純粹的居住生活與個人行為：
重慶臨江門：街巷中有許多附屬小空間，在此，居者的日常戶外生活公開性發(fā)生（空間性質：公共性的私用空間），這些小空間與街道是完全貫通的（他人可以通行）。
重慶磁器口：主街無附屬小空間，小空間內凹入居住建筑，形成半開敞院落，居者的日常戶外生活半公開性發(fā)生（空間性質：半公共性的私用空間），這些小空間與街道是連通的（他人可以進入，但無法通行）；
涪陵龍?zhí)秷觯鹤【痈綄傩】臻g內陷入居住建筑，形成封閉型院落，居者的日常戶外生活非公開性發(fā)生（空間性質：純粹的私用空間），這些小空間與街道不直接連通（他人不能輕易進入，更無法通行）；
在臨江門，居者的個人生活，如家務、吃飯、梳洗等活動公開性發(fā)生，非常自然，公共性的街道仿佛是個人生活的起居室。在磁器口，居者的個人生活，如家務、晾曬、洗衣等活動在半開敞院落中進行，院落一般開口于次要街道和小巷，與公共性的街道生活區(qū)分開來。主要街道容納貿易、交流、公共節(jié)慶活動、賽事、廟會等活動。在龍?zhí)秷�，居者的個人生活如家務、吃飯、起居等均在建筑內部（包括內院）空間發(fā)生，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在空間上分割開來。街道是完全的公共空間，是貿易、節(jié)慶、儀式活動的進行場所。
以上這些結論是建立在對這三處聚落實體詳盡調研的基礎之上，調研已遠遠不局限于對居住建筑的實體的觀察上，更多的是關注這三處聚落中人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行為上，而且這種觀察非一日所得，而是持續(xù)性的周期性的觀察與總結。如果因為這三處聚落共屬同一地域，而將它們共同歸類于同一聚落類型而無視其空間圖式的不同的話，將是十分遺憾的。當然，這樣的研究與觀察已超出了傳統(tǒng)建筑學領域的研究，它不再滿足于地域建筑（聚落與民居）器物層特點的分析、歸類與總結，它著眼的是多樣化和復數(shù)性的小的敘述空間，著眼于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這也正是本文開篇所提出的預設——看看我們究竟能從這樣的研究中獲取什么。
“在外部世界變得越來越相似的情況下，我們將更加珍視從內部衍生出來的傳統(tǒng)的東西”[12]，如果做這三處傳統(tǒng)聚落的保護與更新的話，僅有對三峽地域傳統(tǒng)民居建筑坡屋頂與吊腳樓的符號借鑒是遠遠不夠的。通過這樣的研究，可以分清它們不同的空間形態(tài)、性質和類型，把握人們在行為方式及文化心理上的細微差異，因為這些暗示了它們可能的文化差異性的未來。
結語：本文的寫作是因由近年來國內外人文社科領域學術研究的價值轉向所作出的建筑研究領域內的回應。關于傳統(tǒng)聚落與民居，保護與開發(fā)已經(jīng)提了多年，但一直無法獲得一個正確的方法與立場，細思起來，這其實與以往聚落與民居建筑研究方法的僵化不無關系。建筑研究領域在研究方法上的失語與滯后，也是本文寫作的直接動因之一。不可否認，本文的寫作是艱難的，因為可以直接借鑒的資料非常之少，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應用到建筑領域，還需要把握怎樣使研究的問題仍歸于建筑，而不是已經(jīng)邁入其他人文學科研究的門檻。在所選取的研究范本中，在其中“復原”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也需要持續(xù)性的周期觀察，并作出屬于建筑學領域內的取舍與素材提煉，否則很容易使研究的內容流于人文性的歷史描述。正是在這樣的左右思量中，成就了本文，其主旨也仍在于解決建筑研究領域內的問題，而非作為其他人文學科關注建筑的一個補充。
注釋：
[1] “主流的”文化觀，參見王銘銘《逝去的繁榮》P5～6，所謂“主流的”文化理論，基本上是在脫離生活中的人和社會關系的狀況下被提出的，其所表述的文化在表面上具有一種反映“民族精神”的功用，而在實質上卻否定了“民族精神”的真實含義在于社會群體中的人的具體實踐對周圍環(huán)境認識之間的互動關系，否定了人們在具體歷史過程中的具體經(jīng)驗對于文化理解的重要性。
[2] 所謂“后現(xiàn)代性闡釋”，是指經(jīng)過后現(xiàn)代主義對現(xiàn)代主義所進行的質疑和反思后，在文本敘述中所呈現(xiàn)的書寫特點，本文后面會進一步提及。
[3] 這一提法參見孫大章《中國民居建筑研究》前言部分。
[4] 這一提法參見王銘銘《逝去的繁榮》P5～6，文章指出，在20世紀的一百年中，中國人對于中國文化的看法不能說只有一種，然而眾多不同的看法均有兩個共同的關注點，一是關注作為整體的中國文化的思想史的界定，二是關注作為獨特體系的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尤其西方文化）的差異。
[5] 見芒福德.城市發(fā)展史. 倪文彥，宋俊嶺譯.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9.3
[6] 引自武廷海. “從聚落形態(tài)的演進看中國城市的起源”，張復合主編. 建筑史論文集第14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4
[7] 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將文化定義為一個“期望集”（set of expectations）是極富啟發(fā)性的.文化不僅告知我們應該如何行動，而且也告訴我們對他人能夠期望什么。
[8] 引自[日]藤井明著. 寧晶譯. 王昀校. 聚落探訪.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 P20
[9] 在國外的漢學研究中，通常將自秦朝至清朝的歷代皇朝政權稱為“中華帝國”，這與國內文獻中使用的“中國”或“古代中國”含義不完全相同。
[10] 引自孫江“后現(xiàn)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一文，文章出自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10. P660
[11] 現(xiàn)象學的觀點對聚落與人生活的空間關系做如此劃分。
[12] 引自英國前皇家建筑協(xié)會主席帕金森來華講話。
參考書目：
[1] 王銘銘. 逝去的繁榮——一座老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8
[2] 王銘銘. 人類學是什么.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6
[3] [日]藤井明著. 寧晶譯. 王昀校. 聚落探訪.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 2003.9
[4] 張復合主編. 建筑史論文集第14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4
[5] 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 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10
[6] 趙汀陽. 沒有世界觀的世界.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12
[7] 王銘銘. 走在鄉(xiāng)土上——歷史人類學札記.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12
[8] [美]羅伯特·F.墨菲著. 王卓君、呂遒基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1.11
[9] 劉曉春著. 儀式與象征的秩序.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3
[10] [法]馬塞爾·毛斯著. 佘碧平譯. 社會人類學方法.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3.11.
[11] 佘碧平. 現(xiàn)代性的意義與局限. 上海: 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 2000.5
[12]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 夏建中譯. 社會人類學方法.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2.1
[13] 孫大章. 中國民居研究.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 2004.8
[14] 趙萬民. 三峽工程與人居環(huán)境建設.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 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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