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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里的南京——從16世紀到20世紀早期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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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里的南京
——從16世紀到20世紀早期
美國 喬安娜·韋利·科恩
市長先生，女士們先生們，再次置身于這座1973年我學生時期初次參觀過的美麗城市實在是一件幸事。感謝你們邀請我參加這個重要的國際研討會。
過去4個世紀里西方人眼里的南京可以作為當時全中國的象征。在同中國接觸的早期，西方人對中國的景仰之情幾乎是不加批判的。無論是她的城市、它的先進技術、還是它的文化。但是到了18世紀末，在歐洲復興、法國和美國大革命的背景下，許多西方人反而認為中國是相當落后的，簡而言之“比不上”西方。所以大多數(shù)在19世紀早期流行的對中國的描述報道都是反面的，以至于西方人一致從心理上背叛了對中國曾有的崇敬之心。
類似的情形同時也在南京上演。起初西方人對南京的山川形勢、建筑藝術、以及它作為一個興旺發(fā)達的制造業(yè)和商業(yè)中心的地位都抱有深切的崇敬之情，但是，19世紀早期這種狀況發(fā)生了轉變。1842年，第一個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人的不平等條約在南京簽定。它標志著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開端，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中國進一步加劇了中華民族的衰落。南京由此成為中華民族脆弱的象征。幾乎是在整整100年之后，1937年間，南京人在侵華日軍的屠刀下遭受了凄慘的命運，這是抗日戰(zhàn)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最為野蠻的片段之一，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從此南京在西方人的印象中，由一個早期歐洲移民安定生活的殿堂和美麗的景點首先轉變?yōu)槲鞣桨詸嘀轮袊鴲u辱的象征，并最終淪落為使人感到憐憫、恐怖的地方的代稱。
今天，在對南京悠久歷史的作一簡要介紹之后，我將談及一些著名的外國人對南京的印象。我將首先提及16世紀早期的一個大主教，Matteo Ricci,接下來是荷蘭的藝術家Jan Nieuwhof，陪同17世紀中期的一個荷蘭大使出使?jié)M清王朝，然后談到Lord Macartney,1792-1792年出使清朝的第一個英國大使，而后是1842年簽定的聲名狼藉的《南京條約》，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對南京的占領，19世紀末期的所謂的南京對外通商口岸，最后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一些幸存者至今仍然健在。
南京一直是中國的戰(zhàn)略要地，它控制著長江流域從沿海至內(nèi)陸的交通以及北京至太湖之濱富饒的魚米之鄉(xiāng)的交通。長江水很早就同南京城內(nèi)的水道相連，甚至連大型貨船都可以入城，因此，南京也有著重要的經(jīng)濟地位。
大概是從公元3世紀到6世紀，也就是漢朝滅亡之后的南北朝時期，南京承擔了超過本來的地方性的職能。因為直到公元6世紀末隋朝統(tǒng)一中國，南京一直是南朝的都城，它統(tǒng)治著大致相當于現(xiàn)今江蘇、江西、安徽省的地域范圍。六朝時期的帝王風采逐步賦予了南京所擁有的“王氣”，換句話說，少有的地理人文品質使得南京成為少數(shù)幾個可以作為 “一國之都”的城市。
南京歷史上也成為保護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不受北方少數(shù)民族侵犯的一些皇帝的避難所，這樣，南京成為中國長期的不間斷地抵抗外來侵略者的形象的象征。這時南京發(fā)展成為主流文化和宗教中心。各個時期著名的詩人、作家、畫家、數(shù)學家、書法家等都曾在此居住過。唐代大詩人李白醉酒后“欲上九天攬明月”卻從船上跌落河中而溺死的著名故事的的確確發(fā)生在南京秦淮河畔。這個故事在西方久為傳唱。
1368年南京成為明朝都城之時已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大都市。洪武年間，大部分居民居住的南京老城被擴建；新建的宏偉大道橫亙城中，當時現(xiàn)存的城墻要么被拆毀，要么同今天仍然存在的環(huán)繞老城的規(guī)模宏大的城墻合為一體。城墻總長23英里，是現(xiàn)存同類城墻中最長的（北京的城墻總長21英里），高60英尺，厚達25英尺，換句話說它是一個體積龐大的防御體，城墻一周由13個雄偉的城門扼守。所有早期到過南京的西方人都論及南京城是如何之大。他們講到兩個在城墻上的騎手一大早從同一個城門往相反的方向疾馳，直到夜幕降臨時分才能碰面。
15世紀早期，永歷皇帝決定遷都北京，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對抗蒙古的威脅，從那時起南京就降格為全國的第二大城市，同時繼續(xù)保持它作為紡織品和手工藝品制造中心的重要地位。
現(xiàn)在我們前進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那時天主教士，主要是耶穌會會士，在中國創(chuàng)建了國外教會的其中之一。17世紀早期，南京是世界上最為輝煌壯麗的都市中的一個，它有著漫長、寬廣、鋪筑地面的林蔭大道，眾多宏偉的石橋、塔和宮殿，也包括那座文明遐邇的琉璃塔，它們的建設都是永歷皇帝遷都北京之前剛剛建成的。這組宏偉的紀念性建筑是報恩寺，它統(tǒng)帥全局的塔主體高240英尺，精致的鐵頂高60英尺。這座塔用磚石砌筑而成，外面包裹著附近特制的白色琉璃瓦片。琉璃塔耗時19年建成。一個螺旋樓梯占據(jù)著結構的核心，每層外廊均對外開敞。每天晚上，幾百只油燈在屋檐點亮，鐘聲在微風中叮當作響。這是名聞中外的景致，也是對外國人而言南京的象征。這座坐落于南京城外、毗鄰南京南大門的塔是一個俯瞰整個南京城的絕佳視點。正因為此，1856年太平天軍占領南京時它被摧毀了，因為他們擔心朝廷軍隊正好把這座塔用來監(jiān)視他們。
1598年夏，第一批傳教士中的Matteo Ricci獲準參觀南京。不幸運的是中日之間的戰(zhàn)火又在朝鮮重燃，朝廷通過法令要求逮捕一切可疑的外國人，所以無人敢邀請Ricci到家里做客，甚至出租房屋給他住，他自己除了乘坐帶蓬的色當馬車作短途旅行外，也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然而，他卻可以在炙熱的陽光下乘坐要人舵撐的悶熱的小船如同他寫的那樣“極為舒適的”在河里消磨漫漫長夏。但是當軍事緊張局面緩和后，一個富貴的中國官員趙克懷便邀請他到他一日騎程的句容鄉(xiāng)下住所去住8—10天。Ricci這么描繪南京：“空氣清新、溫度適宜、土地肥沃、舉止溫和、言語優(yōu)雅�！� Ricci在南京住了兩年，開始住在一個剛皈依天主教的商人家里，后來他租住了一棟可容納8到10個傳教士的房子，再后來他花400ducats買下了這棟房子。他成功的避開了這棟房子所帶來的一些服務和稅收問題，他說服地方官員免除傳教士夜里巡邏和守望的任務。那時南京是除了韶州、南昌以外的三個新傳教中心之一，南京有6—10個牧師，無數(shù)新教眾。他們開始成打的記數(shù)新教眾，這些新教眾中還有一些人學歷很高、很富有。所以這時（1600年左右）南京因為與天主教的緊密聯(lián)系而為歐洲人所熟知。事實上，從16世紀70年代起，有許多天主教徒被埋葬在南京城外的雨花臺。他們來自于葡萄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和法國等各個國家。后來他們被眾多的美國新教徒聯(lián)合在一起。然而他們并不僅僅關心宗教，其中有一個人故意策劃了一次Ricci親眼目睹的新年慶祝會，象他說的那樣：“它消耗掉了足夠用于一場延續(xù)數(shù)年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火藥�！边@些傳教士偶然的印證了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性格，這些傳教士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是把中國介紹到西方去的最早的一批人中的一部分。
Ricci死于1610年，6年后在顯然嫉妒天主教成功的佛教僧人的支持下，第一次旨在把天主教傳教士們排擠出中國的宗教敵視在南京爆發(fā)。盡管象徐光啟（他的教堂、圖書館在上海徐家匯依然可見）這樣官位顯赫的天主教徒出面調停，傳教士還是被收入監(jiān)牢，他們的財產(chǎn)也被充公。他們被押解到廣州，后來又被押解到澳門。他們后來從澳門重返中國內(nèi)地繼續(xù)傳教活動，但是他們恰恰避開了南京。
1740年代，明清更迭之際，滿族旗人毀掉了南京明故宮、明朝皇帝陵墓，把都城明確的定立在北京，南京的宮室廢墟被擱置了很久，作為滿族人強權的符號，也作為給反清復明分子的警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這么做是想通過使人哀悼前朝來表明他們政權的合法性。
1650年代，當荷蘭畫家、記日記者Nieuhof陪同一位荷蘭大使訪問南京時，明故宮依然是一片廢墟。我們今天所擁有的Nieuhof的圖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信的，據(jù)說對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而言那些圖示是如此的不相宜，他們就對這些圖示作了些“美化”，以迎合荷蘭讀者的胃口。但是這些圖示大體上還是值得引用的，因為他們是如此的栩栩如生、如此詳實。它們在西方廣為流傳，他們對西方人對中國的大體印象尤其是對南京的印象有著深遠的影響。
Nieuhof這么描寫南京的普通商鋪：“它們很簡陋，沒有舒適感和便利性。大多數(shù)僅一層高，每個店鋪都只有一個出入口、一個吃住混用的房間。臨街的大方洞口就是窗戶，窗板就是商品擺放的柜臺。窗子用草席遮掩，屋頂鋪的是黑瓦，墻是白灰粉刷的。
1655年，Nieuhof也寄回一些南京方面的詳細描述。他談到南京最重要的大街28步寬，中央鋪筑方形青石板，兩側鋪筑礫石。每100步左右有一個大門，他講到，大門晚上關閉，每一個這樣的鄰里由一個守夜人守衛(wèi)。街道兩邊住房前面的每一個店鋪前都豎立著一個表明店名、業(yè)務的金字招牌。牌子旁邊是一根直立的長竿，一直高過店鋪；長竿上是標明每個店鋪賣什么商品的各式各樣的旗子、橫幅。Nieuhof把這些旗子同西方城市常見的店鋪符號和業(yè)務標記作了對比。
Nieuhof也提供了作為外國人在南京的一些有趣的信息——1640年代朝代更替后的1656年南京仍然是一片狼籍。例如他提到同幾個身為官太太的滿族婦女交談的事情。在南京，有一個滿族婦女在大街上從她的色當馬車上下來好奇的觀看荷蘭大使的武器，試戴他的帽子。然后她邀請荷蘭人到她的家里做客，并把他們介紹給她20歲大的女兒，還給他們奉上了香茶。
其他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也用感情奔放的詞句盛贊南京：這兒有一段西方廣為流傳的文字：“南京的宏偉壯麗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只會給人帶來甜美的空氣、溫和的溫度”（馬丁尼）。1656年，荷蘭大使團成員把南京描述為“象天堂的地方：天空朗朗，空氣清新，流水清澈，四季溫和，清風徐徐，土壤肥沃，我們在這里的旅居生活真的很是完美。”甚至是很少說南京好話的John Davis（Macartney君王1792-3年間大使團成員之一）也很欣賞南京，并且不吝向他的西方讀者稱贊南京。所以從這一點上講，西方人總體上對南京有一個很好的印象。
Davis和Macartney在他們參見北京皇帝的途中經(jīng)過南京。就象Davis一樣，Macartney也深深的喜愛著這個城市，他寫道：“所有氣候、物產(chǎn)等方面的優(yōu)點都被大自然毫不吝惜的過多的賜與了南京。他又評論道：“朝廷從南京到北京的遷移（到這時已經(jīng)超過了一個世紀）仍然為南京人所耿耿于懷�！� Macartney對做生意很感興趣，他也提到了南京的經(jīng)濟貿(mào)易。他注意到那些本部在廣東的被官府賦予同外商作生意的權利的商行老板在南京之外不做任何生意，因而他說南京是“真正的經(jīng)濟都會”；商行老板把他們的西方貨物運到南京，再購置一大批給西方人用的貨物，因此，他認為南京商人才是中國市場的真正主人，那是能夠提供給我們進行直接貿(mào)易許可的商品流通模式，而且是雙方都很滿意的。換句話說，Macartney很明白南京在中國作為戰(zhàn)略、制造業(yè)、經(jīng)濟中心的地位，南京也因此被用來給南京產(chǎn)的一種本色布命名（名叫nankeen），英國商人很喜歡做這種布的生意。
在現(xiàn)代西方人眼中，南京大概也因1842年那份不光采的《南京條約》而聞名。這個條約標志著第一次中英鴉片戰(zhàn)爭的結束和國外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時期的開端。除了其他的條款以外，它要求中國除了廣東的沿海城市外必須再開放4個港口（上海、福州、廈門和寧波）給外商進行貿(mào)易活動和不受干擾的居住。后來的條約規(guī)定要開放更多的港口，并且要求提供最惠國待遇。南京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1860年正式對外開放，雖然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南京持續(xù)抵抗外國人的定居直到世紀末。
對西方人來說這時有一個事件，那就是1842年《南京條約》簽定之后，一場災難性的流行性痢疾降臨到英國艦隊，其中有英國和印度士兵、水手，16人死于野火般蔓延的天花、霍亂。而且，為了使更多的士兵失去戰(zhàn)斗力，成船的染病婦女被遣送到停泊在南京附近的英國艦隊上，這被認為是一個勝利。有人會說，那是當傳統(tǒng)武器失效之后擊退裝備先進的帝國主義的最后嘗試。條約簽定之后，傳染性感冒致使大批陸軍和水軍士兵死亡，后來的洪水又導致了瘧疾的爆發(fā)。很多人死掉了，在從加爾各答派譴來的一個團里，900人中只有300人回返，而且他們沒有一個人上過戰(zhàn)場。后來在1895年，看起來象是蚊子，被戰(zhàn)船上的電力探照燈吸引過去，蚊子是如此的多以至于那艘船被迫放棄了在下關停泊的計劃。
所以對于西方人來說，《南京條約》看起來是一個巨大勝利，但是從個人來講，從西方人對南京的印象而言，它有著特殊的影響。正是從那以后南京的不衛(wèi)生成為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邪惡象征，盡管南京的氣候一度為西方人所推崇，南京也贏得了河中升起的霧氣可以導致皮膚病、發(fā)燒、斑疹傷寒的“榮耀“。
19世紀中葉南京因為被太平天國占領11年而再次進入國際視野。條約規(guī)定口岸中的西方人被已經(jīng)吸引廣泛支持的天主教軍隊所激發(fā)，他們想知道是否要支持太平天軍。當然，許多人被太平天軍吸引多是為了冒險和利益的趨使，而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在太平天軍叛亂的相當長時期內(nèi)，歐洲和美國企業(yè)家爭相從上海航行到南京出售武器給太平天軍，盡管有清朝和國外政府的大力阻止。不久以后，清王朝和太平天軍一樣在國外船只和軍火庫里購買最先進的武器。例如，在南京太平天軍領袖王府里有“兩尊漂亮的發(fā)射12磅子彈的銅制大炮，上標Massachusetts 1855，下面是美國橡木跑架�！边@段時期太平天軍和清政府都得利于西方的人力和武器。一些逃兵和雇傭兵加入了太平天軍，然而清政府在這次戰(zhàn)爭中所用的最為人所知的軍隊是名為“常勝軍”的雇傭軍，包括在不同國家長官和司令領導下的幾千名中國戰(zhàn)士。這個軍隊在清政府收復南京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一部分是因為它的軍隊是如此的善戰(zhàn)。
從太平天國占領中解放出來對南京來講應該是一種解脫，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必要的是一種徹底的解放，但是對他們來講，隨之而來的是外國人開始對定居在這座城市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雖然南京1860年以后已經(jīng)被正式開放給外國人做生意和居住，但是南京直到19世紀末為止從未停止對外國人大規(guī)模定居南京的抵抗，在爭取妥協(xié)過程中提前引發(fā)了一場戰(zhàn)爭，類似于英國在爭取把上海作為勢力范圍時的戰(zhàn)爭。一個國外定居者說道這個城市是如此的美麗以至于歐洲人可能會為之進行戰(zhàn)爭。在1900年混戰(zhàn)之后（清政府在此發(fā)揮了核心作用，當時清軍軍事領導者在南方保持絕對中立），有人期望南京再次成為國家首都，雖然未獲通過。
今天我想提到的最后一件事是臭名卓著的1937年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在某種程度上給這場可怕的戰(zhàn)爭定下了令人恐懼的基調。在11月份的后期，日軍占領上海之后，蘇州未經(jīng)任何抵抗就被放棄，南京也基本上是不加防御的敞開在日軍面前�？植澜K于降臨，到12月初隨著日軍的三面包圍南京已經(jīng)處于隨時都可能被占領的狀態(tài)，中國將領被迫進行環(huán)形防御，但是很快就被突破了，到12月13號數(shù)萬中國軍人被圍捕。 被捕軍人的處決（很多被活埋）成為這次聲名狼藉的軍事占領的開始，現(xiàn)在這次大屠殺被認為是二戰(zhàn)中主要暴行之一。
那個時候這場戰(zhàn)爭仍然只是在中日之間進行，而未象后來那樣波及到整個世界，所以居住在這個城市的外國人有些時候還能夠采取行動阻止一周之內(nèi)數(shù)十萬的中國居民被殺害。天主教堂、領事區(qū)、領事館好象是日軍唯一懷有敬意的地方（但是即使是這些地方到后來狀況也急轉而下）。因此，很自然的，災民們紛紛擁入尋求庇護。許多人的名字成為西方私人援助的代稱而流芳百世，比如令另人崇敬的John Rabe先生，他是當時南京安全委員會的德國領導人，在那場侵略災難中他在他的住處庇護了650個中國人，還有Minnie Vautrin，一個傳教士兼教師，她盡她最大的努力保護中國的婦女和兒童，后來回到美國后，她因為難以忍受她親眼目睹的恐怖而自殺。今天的這個時刻，除了南京的自然和建筑魅力之外，對西方人而言，那是他們同南京的最重要的聯(lián)系。
西方人對南京的印象就這樣象鐘擺一樣搖來擺去，從早期對南京的艷羨，到對它環(huán)境衛(wèi)生狀況的厭惡，到強烈的希望占有它，再到對南京人遭受大屠殺的憐憫與悲痛。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從16世紀末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早期接觸一直持續(xù)到今天，南京從未遠離關心它的西方人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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